劉寧榮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

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創始院長

我們今天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在后疫情時代，鮮有人預料到美國、中國及歐盟全球三大經濟體的發展路向會有如此大的不同。

去年此時，普遍預測歐洲經濟發展乏力，處于蕭條的狀態。時至今日，歐洲經濟依然困難重重，沒有走出低迷的泥沼。但美國經濟不僅非常順利地控制住通貨膨脹，而且美國股市出乎意料的欣欣向榮。與之相反的是中國經濟。疫情期間，尤其是2020-2021年，中國經濟快速反彈，但很不幸，對疫情的誤判，導致2022年中國經濟開始走向相反的方向。今天所有的問題，或多或少都與2022年初實行的封城政策有關。上海剛封城時，我就預判：“上海封城是壓垮‘后冷戰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供應鏈將被重塑。”到今天，我的判斷成為了現實。
       中國經濟面臨的3D危機

今天，中國經濟面臨著三大危機，分別是De-risking去風險、Deflation通貨緊縮和Demographic Crisis人口危機，恰好都是字母D開頭，故以“3D”稱之。

經過拜登政府上臺后兩年多的嘗試，歐美間形成共識，就是對中國De-risking“去風險”，這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外部環境巨變的沖擊。

過去二十年，尤其是互聯網經濟所帶來的紅利，是踩在美國的肩膀之上獲得的，大多數中國互聯網企業都可以找到其最初學習的美國版。然而到了今天，我們進入一個新時代——人工智能時代，在這個時代，美國仍然遙遙領先，從以ChatGPT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到英偉達算力提高8倍成本減少25倍的超級計算平臺，美國始終在引領AI的發展。

中國經濟發展中也不乏突出的亮點，新能源汽車產業就是典型代表。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占全世界60%多，中國可能將最快實現將新能源汽車取代油氣車，在能源革命上邁出最重要一步。歐洲盡管一直在應對全球變暖、解決全球氣候問題上態度最為積極，但卻也最先對中國的新能源汽車進行審查，設置更大的障礙來阻止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出口到歐洲，對于歐洲這一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能源市場，誰也不輕易言退。不久前，美國拜登政府更指出中國新能源汽車將會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巨大沖擊，正如我們不允許政府部門采購特斯拉，美國人也認為中國新能源汽車可以監視、控制他們。

De-risking逐步發展升級，在中國內地的反映表現為2023年底對華投資數量少于中國資本外溢的數量，這是自上世紀末以來首次出現，究其根本原因，皆是當今很多跨國企業面臨“去風險”的狀態。

在De-risking的時代，美國對人工智能、芯片、生物技術等關鍵技術實施極端保護政策，對中國采取遏制措施。歐洲、日本甚至韓國都跟隨美國的腳步，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關起了大門，態度較之以前大相徑庭。這些都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我們需要思考自身的一套體制如何與美國競爭，如何將中國的大門更加敞開？同時也希望其他國家的大門向我們敞開，若沒有貿易自由往來，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是極大的，對全球經濟的沖擊也是極大的。毫無疑問，De-risking去風險成為中國經濟面對的首要外部挑戰。

今天中國經濟面臨的第二大危機是Deflation通貨緊縮，大家不愿意消費、企業不愿意投資，主要問題在于對前景失去了信心。

消費疲軟的重要原因是普通大眾面臨的“房子問題”、“教育問題”、“養老問題”讓大家不愿消費，收入減少的時候，花錢會比以往更加謹慎。

過去幾年里，房地產、教培、互聯網等行業發展被調整，讓很多民營企業感受到寒冬未退。自從李強總理就任之后，推出很多措施來刺激中國經濟發展，今年還將推出《民營經濟促進法》，以重建民營企業對國家未來發展的信心。但其實只要一句話就可以重建信心，即企業家個人權益必須得到保證，掙的錢必須得到保護，私有權必須得到保護，就這么簡單。我想每一位民營企業家都有一顆中國心，不想離開這片國土，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未來的發展，應從政策角度讓企業家重拾信心，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中國經濟今天面臨的第三大危機是Demographic Crisis人口危機。如果按照目前人口的發展增長速度，據說到下一個世紀初，也就是2100年，中國人口還剩7個億。人口是經濟發展除科技、資本以外的第三大要素，人口增長減緩，勢必影響經濟發展。擔憂者還以日本為例，認為中國現在的問題比日本還要嚴重。日本在進入老齡化社會之時，其經濟已經得到很好的發展。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之時，號稱5億中產階級中的80%剛剛進入所謂中產階級的門檻，隨時可能掉隊，最后剩下的中產階級連1億都不到。但我認為，這不是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不能再依靠廉價勞動力。

中國生育率下降，有著“教育”、“養老”和“房子”這三座大山帶來巨大壓力的原因。中國人在孩子教育上的花銷是人均GDP的7倍，美國只有2倍，日本也只有2-3倍，亞洲國家里僅有韓國比中國高。如果政策能降低高昂的教育成本，生育意愿應該會有所提升。大家普遍擔憂老了生病沒有人照顧，想要攢錢，所以醫療保障制度需要改革。此外還有購房的壓力，尤其今天年輕人向上移動的機會比上一代人少了很多，這點與香港的年輕人一樣。可以向新加坡學習，給年輕人解決房子問題就可以讓他們有更好的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隨著女性地位越來越高，女性可以不結婚、不生育。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社會里，人口增長越低。因此中國人的生育意愿逐年下降，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趨勢。但我認為中國有可能解決生育危機。

首先，中國退休年齡在全球屬于最年輕的陣營，女性55歲退休，男性60歲退休。可以延長退休年齡，以保證一定時間內的勞動力不減少或減勢趨緩。第二，中國還存在大量的勞動力浪費，以及勞動力水平比較低，優化使用勞動力和提升勞動力水平也是解決勞動力不足的替代方案。提升生產力水平還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AI Sora在龍年春節橫空出世，顛覆了此前普遍認為的AI無法替代創意工作的觀念，科技發展之迅速一再刷新我們的認知。
       中美戰略競爭的ABC

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外部因素是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中美間戰略競爭關系已是不爭的事實，那中美之間究竟在競爭什么？具體的競爭趨勢如何？

中美戰略競爭的首要之處就是AI，稱之為A領域。AI是推動未來發展的最大科技動力，發展AI最強的兩大經濟體，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在競爭意識尚未喧囂塵上之時，中美之間在AI領域的交流非常密切。隨著脫鉤Decoupling、去風險De-risking的提出，中美之間在AI的交流完全中斷，我將之稱為“半冷戰”，不同于美蘇競爭時的全方位“冷戰”，中美之間的冷戰是科技冷戰。不僅如此，美國現在還采取各種方式和方法阻止技術交流和相關領域的人才交流，被美國定義為與安全相關的專業，無論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還是來自中國的申請者，前者被遣送回國，后者被拒簽的新聞時有發生。這種阻斷趨勢也蔓延到美國盟友之中，近來加拿大就宣稱兩位華裔科學家向中國輸送了情報。AI領域中美間的角力看起來美國的領先優勢不容小覷，從Chat GPT到AI Sora，證明其在AI底層核心技術的發展上還是傲視全球。盡管中國有“海量”數據的優勢，但這一優勢并非0到1的創造，而是在1之后的疊加。

中美戰略競爭的第二要處Battery，新能源汽車最關鍵部件，稱之為B領域。過去幾年，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發展態勢良好，中國電池技術的領先是背后的根本原因。寧德時代在匈牙利投建了兩個廠，本來還想到美國建廠，因中美關系未能成行。今天全球七成以上的電池都在中國生產，這使得歐美國家意識到未來全球汽車將被中國主導，這使得歐美不寒而栗。

汽車產業是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的重要產業，在中國更是支柱產業。美日韓各有100萬汽車產業工人，歐洲約有250萬產業工人，中國則有約400萬產業工人。盡管在目前的汽車出口排名中，中國僅列全球第6位，第1位是歐洲，第2位是日本，第3位是美國，第4位是韓國，第5位是墨西哥，但中國汽車出口的增速極快。墨西哥出口的汽車大部分由美國汽車行業占據，德國不制造電動汽車，日本的電動汽車只占市場7%，數量很小。

美國人、歐洲人看到電動汽車領域已經無法跟中國競爭的時候，他們準備另辟蹊徑，不再追隨中國的腳步。當寶馬、奔馳汽車高管到寧德時代的工廠參觀后，奔馳和寶馬認為歐美無法在電池上與寧德競爭。

中美戰略競爭的第三要處是Chip芯片，稱之為C領域。今天芯片的競爭就是我所提出的“半球化”最好寫照。美國聯合荷蘭、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形成聯盟，其主要目標就是阻止中國的芯片工業發展。類似的情景在上世紀80年代也曾上演。當時日本半導體行業極其發達，日本作為當時的第二代經濟體，日美貿易摩擦日益激烈，美國對處于第二的跟隨者日本毫不留情進行打壓，而美國的打壓也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日本從第二經濟體的位置滑落，陷入了長達三十年的低谷。

今天，臺積電將在日本設廠，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有了再次崛起的可能。美國逼迫半導體行業回歸美國，逼迫臺積電到美國辦廠，希望通過重整芯片工業來確保供應鏈穩定。在拜登總統上臺后，頒布了《芯片與科學法》，將動用2800億美元支持美國芯片工業發展，這種一直被美國詬病的中國慣用的產業支持政策，在需要的時候，美國也毫不猶豫就學習效仿。

臺積電在美國生產芯片的成本是在臺灣生廠的兩倍，對逐利而生的企業家而言，到美國辦廠不符合經濟效益，是以美國要在Chip領域與中國脫鉤，也面臨著相當大的困難。2023年華為推出mate60手機，讓美國十分驚詫，其如此打壓中國都沒有阻止中國在芯片領域向前邁進。

競爭之處就是利益攸關之處，中美之間在ABC領域的競爭還將持續進行下去，厘清競爭關鍵就把握住了中美關系未來的脈搏。
       中國企業出海進入3.0時代

過去40年，是全球共融的時代，今天則走入分裂的時代，這種巨變帶來的不確定性讓身處其中的人充滿了焦慮。現今，全球都將國家安全泛化，把“泛安全”概念置于經濟發展之上，美國如此，中國亦如此。國家安全當然重要，就像香港基本法第23條，它的實行乃天經地義，但它是限制責任。立法之后，第23條應該高懸于頭頂，時刻警醒著它的存在，不必要時刻出現，而要一心一意謀發展，發展才是更加重要的目標。

如果將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簽署《上海公報》當作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標志的話，這一時期持續了40年；那么自2022年上海封城，全球進入半球化狀態，也會持續40年。在未來的40年里，大家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未來的日子充滿了前所未見的波折。

那么中國企業在未來半球化時代的發展機會在哪里呢？

中國的企業一定要去海外，不過今天的“出海”是3.0時代，跟2.0和1.0時代有很大的不同。

1.0時代的中國企業“出海”，可追溯到80年代，那時在中東或非洲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國建筑企業，也就是勞工的出口。在80年代的中國內地，我當過一名記者，曾寫過一篇題為《勞工浪潮》的報告文學，我采訪了大量中東地區的中國勞工，他們遠赴異國他鄉，賺了非常可憐的一些錢回來。

2.0時代的中國企業“出海”，從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加速發展，大量的中國資本進入歐洲和美國，并購了大量歐美企業。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政府出現了巨大變化，并購歐美企業也停止了。接著，中國企業走出去以直接到海外投資為主，一直持續增長，但增長主要地區已經變為“一帶一路”諸國。

近來日本央行宣布結束負利率時代，日本經濟特別是日本股市回暖迅速，歷史進入新的階段。回望日本“失去的30年”，正是諸多日本的跨國公司成為日本經濟的頂梁柱，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占率非常之高，甚至在非洲也可以看到日本汽車。這些跨國公司將在海外市場的利潤源源不斷地帶回日本。去年圣誕節前，我碰到一位在香港的日本人，他的企業在香港以及東南亞賺到的錢遠超其在日本本土賺的錢，這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對中國企業來講，今天的出海將開啟3.0時代，即中國的跨國企業。時至今日，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跨國企業。在歐洲、美國，中國企業、中國品牌有多少在那里是亮眼的？在中國卻不同，有多少全球不同的品牌、全球不同的企業？在成為真正的跨國公司這條道路上，中國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何能夠讓中國有真正意義的跨國企業？當然有賴于有什么樣的人才，如果沒有能夠經營跨國企業的人才，中國的跨國企業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中國的企業最終能否在全球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某種程度上跟中國企業的跨國運營水平高低有相當大的關聯。從財富世界500強來看，排在前列的是國家電網、中石油、中石化等國企，當然也有阿里巴巴、京東等民企，但數量還少，需要有更多的民營企業能夠在全球運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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